现在，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其实，这有些“厚污古人”。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也一样。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但是，据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发现，在明清时期，老百姓对法律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在意，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在意法律的。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
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
明清时期，老百姓在意法律，来自几个方面的因素。
在朱元璋时期颁行的《大明律》里，即有“讲读律令”的条文。这条规定，不仅是针对官员的，也是针对老百姓的。对官员来说，不但要讲读律例，而且还要通晓律意；否则，将会受到制裁。对老百姓而言，如能通晓律例，在普通犯罪时，即可免罪一次。清代也有这样的律文。
另外，朱元璋对于《明大诰》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谢应芳《龟巢集》卷八载有“读大诰作巷歌”语云：“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这里的“挂书”之“书”，即《明大诰》。同书卷七尚有“周可大新充粮长”七绝一首，语曰：“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足见，《明大诰》流传之广泛，以至牧童、农夫都在习读《明大诰》这部明太祖“钦定”的特别法。
与此同时，在通衢要道和众人聚会的地方，还会张挂相应的法律文本，以便老百姓知晓法律。有时，老百姓还因不知道法律而被官府免于处罚的。《明实录》记有永乐二年的一个有趣故事：大理寺官员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制律。”皇帝问工部官员：“小秤之禁已申明否？”答曰：“文移诸司矣。”又问：“榜谕于市否？”答曰：“未。”皇帝就说：“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其释之。”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例如，被学者称为“日用类书”的大型书籍，属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版本很多。可是，它们往往相互抄袭，不仅鲁鱼豕亥，错谬百出，而且纸质低劣，印制恶滥。而其原因，显然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另外，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商业用书。除了介绍商业知识，也会介绍一些法律知识与文书知识。原因很简单，商人要做买卖，当然要订契约。
不可忽略的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不乏法律故事。甚至，在儿童的识字课本中，也会介绍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例如，晚清刘树屏编撰、吴子城绘图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对“斩”和“绞”等刑罚，不但作了字面上的释义，而且还配有图像，非常直观，便于儿童识字和记忆。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老百姓不在意法律，那么以“射利”为志业的书商，为什么要去编那些法律书籍？甚至要去做盗版的事情呢？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版权法，但著作权的意识还是有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有阅读法律书籍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读者市场，也一定会有购买法律书籍的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阅读法律书籍，当然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辨法正道 古代法律 法律意识 传统文化 南京国学研究会 官方网址：http://www.njgx.org/
说到买书，自然涉及书籍的价格。虽然晚明以来中国的书籍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书籍的价格并不便宜。在清朝，一套印制精美的《红楼梦》要花多少钱呢？大约要20两银子。那20两银子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是五口之家一年的开销。因此，买得起《红楼梦》的，恐怕是有钱人和读书人。在晚清，知县杜凤治说，自己看到一套《大清律例》，价格是18两银子，因嫌贵而没买。比较而言，之所以“日用类书”多是盗版作品，而且大多印制恶滥，无疑是为了降低成本；一套卷帙浩繁的“日用类书”，只卖一两银子，可见是为了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法律是非常在意的。
图为清代光绪年间四川省南部县的一份状式，右下角为官代书戳记。
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
讼师非常活跃，诉讼率也日趋高涨
著名的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在《近代化与法》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从诉讼率的视角，考察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诉讼率低，那么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就弱；如果诉讼率高，那么法律意识就强。因为老百姓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会去打官司。因此，诉讼率跟法律意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中国古人的诉讼意识是怎样的呢？读过《水浒传》的人，可能还会记得：武大郎被潘金莲、王婆、西门庆合谋害死后，武松出差回来，看到自己的大哥突然死了，觉得很诧异，就去调查取证。刚开始，武松想走司法程序，就去找卖鸭梨的郓哥，盘问他怎么回事儿；接着，又找到了仵作行的团头何九，取了武大郎的骨头以及西门庆的贿金。取证后，武松找了一个陈代书，请他写状子，因为代书是专门帮别人写诉状的行家。之后，武松再去县衙告状。可是，县衙里的胥役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到最后，武松只得采取“私力救济”的办法，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说中的武二郎，对诉讼程序并不陌生，故而整个行动有板有眼；至于复仇杀人，乃是被逼无奈。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法律意识呢？我的答案：是。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诉讼已经不陌生了。也因此，有学者声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可以用来佐证“诉讼社会”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讼师非常活跃。讼师不仅在城市开设歇店，招徕生意，而且还出没于穷乡僻壤，甚至还搭建了跨区域的业务网络。能干的讼师，可以置起家业，即使“菜鸟”讼师，也能养家糊口。试想，如果没有相应的业务，绝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
二是“官代书”制度的形成。官府设置官代书，有两种功能：（1）帮诉讼两造（专指涉及诉讼关系的原告和被告）写状子；（2）通过官代书来抑制讼师。不过，由于官代书的法律素养不佳，考试的录取标准，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他们很难起到遏制讼师的预期效果；相反，讼师文化素养较高，脑子也够机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代书提供法律服务，两造还是要找讼师帮忙写状子。
三是诉讼率的日趋高涨。以乾隆时期为例，全国设置了约1500个州县，人口约有三亿，平均每个州县约有20万人。那么，每个州县要审理多少个案件呢？大约一两百个案件。当时的家庭规模，是五口之家。每年约有二百个家庭会有一起诉讼案件；10年下来，约20个家庭即有一起诉讼。可见，这个比例不低。如此多的家庭卷入诉讼，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怎么可能！
四是限制诉状的字数。由于“放告日”提交州县衙门的状子很多，一年甚至会有数以万计的状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催词”和“投词”一类的文书，以至于州县牧令根本看不过来，就想出了限制诉状字数的招术，以便节约牧令的时间。因为州县牧令负责辖区的所有事务，一忙起来，时间就不够用。那么，诉状的字数究竟多少才算合适呢？各地不同，基本上是在150-300字之间。如果以一万份诉状来计算，累计约有150万-300万字之多。足见，牧令要读完这么多的状子，所花费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辨法正道 古代法律 法律意识 传统文化 南京国学研究会 官方网址：http://www.njgx.org/
传统文化是又名炎黄文化已经日常称呼的国学，其中传统文化包括面很广，例如传统文化之经部 传统文化之史部 传统文化之子部 传统文化之集部 传统文化之书法艺术 传统文化之剪纸艺术 传统文化之戏曲 传统文化之武术 传统文化之美学 传统文化之道学 传统文化之佛学 传统文化之儒学 传统文化出了很多圣贤，在传统文化上出现了关于很多传统文化培训，传统文化研究 传统文化教学 传统文化游学 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学习 传统文化研究班 以及传统文化教学班 传统文化少年班 传统文化培训班 现在把传统文化一般概念性称谓儒学或者国学，日常称呼为国学之经部 国学之史部 国学文化之子部 国学文化之集部 国学文化之书法艺术 国学文化之剪纸艺术 国学文化之戏曲 国学文化之武术 国学文化之美学 国学文化之道学 国学文化之佛学 国学文化之儒学 国学文化出了很多圣贤，在国学文化上出现了关于很多国学文化培训，国学文化研究 国学文化教学 国学文化游学 国学文化教育 国学文化学习 国学文化研究班 以及国学文化教学班 国学文化班 国学文化少年班 国学文化培训班 国学易经培训班 国学交流班 成人国学教育 幼儿国学教育 青年国学培训 国学培训交流 国学学术交流 国学培训老师 国学培训大师 国学讲座 国学课程 国学交友风水大师段苍李道家易经风水师 起名大师古耆 道家古耆易经取名师 八字命理解析-古耆
在传统文化上出现了关于很多传统文化培训，南京传统文化研究 南京传统文化教学 南京传统文化游学 南京传统文化教育 南京传统文化学习 南京传统文化研究班 以及传统文化教学班 南京传统文化少年班 南京传统文化培训班 现在把传统文化一般概念性称谓儒学或者国学，日常称呼为国学之经部 国学之史部 国学文化之子部 国学文化之集部 国学文化之书法艺术 国学文化之剪纸艺术 国学文化之戏曲 国学文化之武术 国学文化之美学 国学文化之道学 国学文化之佛学 国学文化之儒学 国学文化出了很多圣贤，在国学文化上出现了关于很多国学文化培训，南京国学文化研究 南京国学文化教学 南京国学文化游学 南京国学文化教育 南京国学文化学习 南京国学文化研究班 以及国学文化教学班 南京国学文化班 国学文化少年班 南京国学文化 辨法正道 古代法律 法律意识 传统文化 南京国学研究会 官方网址：http://www.njgx.org/
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