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

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

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
13、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

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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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 船无疑。
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 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
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 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  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尚武的传统，对于官员坐轿严格限制（上文已经详细谈过），尤其要求武臣必须骑马。所以，在北京旧城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下马碑。清代还有“前引”、“后从”的制度，即官员外出时，无论是乘车坐轿还是骑马，总有若干仆从骑马前导后随，俗称“顶马”、“跟骡”。

我国是世界上养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马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已用马驾车，殷代即开始设立马政，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政雏型。周代将马分为六类即种马、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秦汉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马政机构，大规模经营马场，汉代在西北边区养马30万匹，唐初在西北养马70余万匹，在经营管理上又有所改进。汉唐盛期，从西域引入良马7000多匹改良军马。当时养马业的兴盛，不仅对国防起了重要作用，还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随着养马业的发展，历朝历代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在 养马科学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远在周代出现善于养马的非子，善于赶马车的造父，名入史册，传闻后世。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相马家，各家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形成各种流派，为我国古代相马学奠定了基础。赵国的王良，秦国的方九皋，特别出名的秦穆公的监军少宰孙阳，世人敬仰选马技术超群，而喻为伯乐。伯乐著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有其他相马经问世。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类生活、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评价功绩比喻为“汗马功劳”。
可见我国马是古代的一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下面，有杜甫的一首诗为证：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杜甫一生怀有远大抱负和志向，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首诗借咏友人房兵曹胡马而言心中之志，充分体现了杜甫蓬勃向上、锐意进取之精神及遒劲豪迈的诗圣风格。这首诗非一般咏物诗生硬外加上的言志，而是于咏马之中表现出诗人的情与志。杜甫写马，可谓已达形神俱似之境，首句点明来历不凡（大宛产良马），接着倒装刻画，“锋棱”置前，给人顿生这匹胡马骨峻神清的第一印象；接着诗人尤极善相马的伯乐，观完骨相继察双耳，尖削劲挺的双耳更衬映出马的精悍，复再述马的本领与功力，一个“入”字，韵味十足，侧写马快，正写马疾驰时脚蹄几不落地的飞爽感受；咏马之后转入言志，诗的后两联，借写胡马的品格，表达了对朋友的期望，更表达了诗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抱负。杜诗圣极口赞誉这匹宝马良驹能穿空阔度险峻越障碍甚至足以托付生命！末联既是言马更又言人，鼓励友人房兵曹，身为兵曹参军，当有万里之志、英豪之气！这虽是激励友人，更反映出诗人自己的壮阔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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