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机动车，却一样有交通肇事罪。当时虽未用“交通肇事”一词，但从古人制定的律文、情节、赔偿、量刑等条款看，此类行为的性质就是现在的交通肇事。其行为与罪名称作“走车马”。马是古代最重要的陆路客货交通运输工具，甚至代表国家实力。孔夫子说“道千乘之国”就是指管理具有一千辆四匹马战车的国家。所以古代有专门的“马政”，官民一体养马，而且常备不懈。

现代机动车肇事有“十次事故九次快”之说，马奔跑速度快同样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为此，唐宋明清四朝均把车马肇事写进了法律。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律分类，各朝只有一部综合法典。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都处以相应的刑事罚则，或者说都属于犯罪行为。

下面就看看古代几朝法典对“走车马”是如何规定并处罚的。

《唐律疏议》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殴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

此条说的就是交通肇事罪，而且规定了三种情节。

第一、在城内街巷及人多处，无故不许“走车马”。该条律文涉及几个名词，笔者略作阐释。1、“人众”。《唐律疏议》是唐初勋臣长孙无忌奉敕令主持撰疏的，“疏议”明确说“众谓三人以上”。即只要城内街巷三人以上聚集处，就视为“人众中”。2、“无故”。指没有紧急公私要务。公务指邮驿、奉敕令等紧急官差。私务指吉、凶、疾病等，须问医求药救人命，或有火警、紧急追人等。3、“走车马”。此三字是古老成词，先秦典籍中就有“走车马”。比如不许在天子禁地及军营中走车马等。当时的“走车马”主要归属于“礼制”范畴。走，字义为跑。古人步趋曰“行”，跑步而行谓之“走”。所以“走”有急速之意。车马，指车与马。车即马拉的轮轴车子。马指人骑乘，人马一体。

此条法律属于禁止性规范，即在城里繁华处无特殊理由不许骑马驰骋或驾马车奔跑。不论是否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一律判笞刑五十。唐代属于中古时期，立法精神尚存上古礼制思想。在闹市“走车马”既属危险行为又有悖古礼，于情于理于法均有不合处。《唐律》中禁止“走车马”条款大致类似于现在的限速规定，只是时下超速者处以罚款扣分，无须挨五十板子。

第二、因“走车马”对人造成伤害或致人死亡，按“斗殴伤”罪减一等处罚。“斗殴伤”类似现在的伤害罪，《唐律》有如下规定：1、相争为斗，相击为殴，见血为伤。用拳脚打人，不管是否致伤，笞四十。2、用拳脚将人打伤，或以他物打人而未伤，杖六十。3、用器物将人打伤或拔掉他人方寸以上头发，杖八十。致耳鼻出血或吐血，加二等。4、打掉牙齿，毁缺耳鼻，眇一只眼（视力减弱，但仍能看见东西），手指脚趾折断，打破脑袋，烫伤肌肤等，判徒刑一年。古代徒刑是在特定场所从事重体力劳役。5、打掉两颗牙，折断二指及揪掉别人头发者，徒一年半。6、以金属凶器伤人，打折肋骨，眇两只眼，使孕妇流产，徒二年。7、打折人胳膊腿，瞎一只眼（指完全失明），徒三年。8、致人终身残疾，流三千里。9、斗殴致人死亡，死刑-绞。以凶器故意杀人者，死刑-斩。

笔者不厌其详列出“斗殴伤”几种情形（《唐律疏议》规定得更加详细，本人已从简），实际是为说明“走车马”造成财产损失或致人死伤的具体判罚标准。比照“斗殴伤”中类似伤情减一等就是“走车马”该判的刑罚。古代的笞、杖刑以十下为一等；徒刑以半年为一等（最高徒三年）；流行以五百里为一等（最高流三千里）；死刑分绞、斩二等。以上量刑等级法律术称作“刑等”。现代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刑事犯罪，其他情形均属民事损害范畴，赔钱了事。

第三、“走车马”造成财产（牲畜物产等）损失，须赔偿因其行为造成他人财产价值减少或降低部分，致使他人财物灭失则全部赔偿。既有人身伤害又有财产损失的，除人身死伤按“斗殴伤”减一等处罚外，财产损失仍须照前款赔偿。类似于现代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赔偿。古代对“走车马”又打又罚。

《唐律疏议》还规定，有紧急公私要务于街巷内“走车马”，不坐。“不坐”即不问罪，无须“笞五十”。若因此造成人身伤害或致人死亡，以过失犯罪论。因马受惊，人不能控制而造成人身伤害的，按过失罪减二等处罚。

《宋刑统》关于交通肇事一条，全文照搬《唐律疏议》。“走车马”亦为宋代法律禁止。惟一与《唐律》有所区别之处是，《宋刑统》明确列出了罪名，即“走车马伤杀人”。而《唐律》只有条款文本，未明确列出罪名。

《大明律》与唐宋两律相比较，在篇目条款上有些变化。一是唐宋两律均把“走车马”列于《杂律》篇，《大明律》改入《刑律》篇。二是罪名改为“车马杀伤人”，“走”字改为“驰骤”。《大明律》具体律文如下：“凡无故于街市镇店，驰骤车马，因而伤人者，减凡斗殴伤一等；至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于乡村无人旷野地内驰骤，因而伤人致死者，杖一百，并追埋葬银十一两。若因公务急速而驰骤，杀、伤人者，以过失论。”

首先，这条律文变化最大之处是删减了一款情节，即“走车马”未造成损害者没有写进法律，或者说“走车马”已不被禁止。这一点说明古代礼法意识至明代或趋于弱化，立法精神更着眼于实际损害。 其次，走车马之“走”字改为“驰骤”，法律文本词义更加明确。驰骤二字均从马，意为车马疾奔。“驰骤”本身也是老词儿。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造父御四马，驰骤周旋，而恣欲于马。”

第三，致人死亡者，明确规定了最高刑为“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条与《唐律》基本相同。《唐律》“斗殴伤”第九款第二项系故意以凶器杀人，不属于交通肇事范畴，实际须比照的是第九款第一项的“绞刑”。绞刑减一等就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古代“流刑”就是流放。流刑距离以家乡居所起算，且多为偏远烟瘴之地。获罪流刑者，终生不许返归家乡。属重罪。

第四，于乡间旷野驰骤车马致人死伤的量刑明显低于城内街巷，只“杖一百”，并赔偿丧葬抚恤银十一两。无死刑。

《大清律例》“车马杀伤人”条的篇目律文与《大明律》完全相同。惟《条例》（《大清律例》包括律文和条例）另有如下规定：“凡骑马碰伤人，除依律拟断外，仍将所骑之马给与被碰之人。若被碰之人身死，其马入官。”按现代法律语境理解，这条等于把肇始车辆赔偿给受伤者。若人被撞身亡，死者家属不享有此项权利。“其马入官”就是被官府没收，此点又类似把马视为犯罪工具予以收缴。

《唐律疏议》几经撰修，正式颁行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可谓中华法系的代表。宋元明清各朝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仅以《唐律》颁行起算，交通肇事罪正式入律已经一千三百六十馀年。与现代法律比较，古代交通肇事一条虽显粗疏，不及现代法规详尽完备，但大体框架及主要情节业已具备。尤其立法精神至今仍未见落后。惟一瑕疵是“酒后走车马”没有顾及到，或可在此批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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